调整三农政策发现乡村价值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个“非农化”的过程，有人提出：“两亿多农民彻底‘离乡离土’转移进入城市是解决‘三农’困局唯一的手段、方法和途径。”甚至还有人认为：“农民的市民化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现代世界的主题就是‘消灭农民’”。但解决了“人地比”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就真的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吗?

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也要转型

生态环境若受到严重污染，将严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完成耕地、水和空气等环境治理，确保耕地、水、空气、种子、肥料、饲料、除虫手段无毒化等复杂劳动已经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首道工序，而耕田、播种和收割等简单劳动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第二道工序。

传统农业经济理论对日益变化的农业生产活动及乡村功能的理解已经显得过于简单。其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农业生产环境的重大变化，忽视了当今时代乡村多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忽视了农业生产劳动的日益复杂化。所谓农业现代化，应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乡村资源进行循环利用，使农业生产活动尊重自然、融入自然，农作方式以恢复土壤健康和生态环境，培养健康作物为基础。而绝非是脱离自然环境，违背生态规律，严重污染环境的化工型农业，也不是依靠大量药物维持动物生存、依靠外源力量增加动物重量和提高动物生长速度的工业化养殖业。

创新农业经济理论，必须对乡村价值有一个全新的发现和认知。我国有2812个县，将近3.5万个乡镇，近70万个行政村，450万个自然村，平均在每2.13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就有一个自然村，有农、牧、渔民2亿多户，居住在我国绝大部分土地的平原、河流、草原、森林、山川和海岸线的各个地方。广大农村地区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今天，如果我们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强调“人地比”的传统农业经济理论必须修正。

多年来，由于我国对这些广大乡村的价值，缺乏全面、系统和科学的认知，乡村价值被严重低估，导致了有关“三农”政策和相关制度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这不仅造成了农业资源配置的错位，还使乡村创造生态财富等方面的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国乡村已经进入“生命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必须站在“生命经济”的角度重新发现乡村价值。

所谓“生命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农产品研发、生产、种植、养殖、加工、运输和销售过程中，都应以了解自然、尊重自然、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以严守空气、水源、耕地、场所、种子、肥料、饲料、杀虫和除草手段、及农产品保鲜、储运过程中无毒、无污染为底线，所生产、养殖、加工和销售的农产品，对人体无损害、对生态无污染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

数十年来，在“人定胜天”和重速度、重数量、重金钱而不重质量、不重环境的“GDP主义”、“增长主义”思想影响下，乡村地区畜禽养殖污染、农药化肥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废水污染、工业“三废”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许多乡村已经形成了水陆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面污染的格局。尤其是在牺牲乡村以换取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二元政策背景下，许多地区将污染企业迁移到郊区和乡村，肆意破坏和污染自然生态环境。据国家环保部的统计数据(副部长李干杰披露)，目前，农村污染排放量已经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由于对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具有“遗害万年”的特征，如果不及时进行拯救，人类生存必备的基础资源将无以为继，建设“生态文明”也就无从谈起。

“生命经济”视觉下的乡村价值

在“生命经济”条件下，乡村价值主要体现在：治理、保护、开发耕地，确保耕地无污染，使农业形成自我发展和永续发展的能力;承担粮食、蔬菜、水果及其他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重大责任;成为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城市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成为生态资源、可再生资源的源头、主体和主战场;承担全国人民共有的休闲旅游疗养基地、自然与生命系统体验基地、传统文化体验的精神家园的责任。

全面实现乡村价值是一个系统、长期、广泛的“生命工程”，也是从根本上消除乡村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工程”。这个工程搞好了，可能带来庞大、持久、广泛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拉动内需市场，使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为国家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空间，从容驾驭经济转型，为企业和市场推动消费转型和升级打下牢固的基础，使我国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繁荣的经济体。

新乡村价值观一旦确立，将创造各系统、各方面的农村工作人才的长期需求和工作机会，形成新一轮的就业高潮，为农民就地充分就业、农民返乡就业、大学生下乡就业、城市各类高级人才下乡创业搭建舞台。我在欧洲考察时发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著名的葡萄酒都是坚持手工种植、采摘和酿造，在收获时从来不与其他田地的葡萄混合，保持原料的纯洁性，才获得成功的。强调“人地比”的化工型、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应是现代农业遵循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新乡村价值观还将恢复和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和保护农产品生产、养殖源头的质量安全，恢复和保护城市生态系统源头的安全，重新树立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使我国广大乡村成为维护国家形象和体现时代精神的重要一极。

纠正“过度城市化”政策

由于我们长期缺乏对中国特色乡村价值观的探讨、发掘和弘扬，已经带来一系列难以扭转的后果。如：长期实施农业低成本、农产品低价格、农民低收入的“三低政策”;忽视家庭农业的独特功能和作用，片面强调和推广西方国家的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模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只联产量，不联质量，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持续恶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后，其溢价农民无法获得，农民所创造的生态财富无法得到补偿;大多数人力、财力、物力、科技、水利、环保、教育、卫生等农业资源都被配置到了远离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城市里，而农产品生产第一线的农业相关资源严重缺乏。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其中边疆省区有60%多的领土;陆地边境线约2.2万公里、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近6500个，耕地和其他农业资源分布广阔，需要农民、牧民、渔民适度分散化地生产和生活。“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基础是“生态安全”，边疆生态源头的安全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为重要。过度城市化，尤其是农民的大规模集中进城居住，将产生严重后果。

土地的大规模经营和耕种，会造成边疆村落人口大量流失、人口稀少化、村落“空巢化”现象产生，导致众多乡村因人口日益减少、荒地不断增多，许多乡村和乡村的田园美景也将消失，原有的许多乡村和耕地也会变回野生地，泥土任由雨水冲走。在当今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新的病毒不断出现的情况下，食物链灾难随时都可能发生，广大农民如果都远离生态系统、远离大自然的各个角落、就无法保护和维系生态系统的安全。因此，规模化单一化的种植方式和饲料养殖方式，食物链风险极大，而我国2亿多个农牧渔民家庭生产单位，可以灵活开展多样性食品经济，抵抗单一食物链失败带来的风险。

当前农村教育、学历教育、招工就业的工作中，存在着强烈的“离农化”的倾向，影视作品、广告策划、新闻报道、评论文章中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加之，文化资源大都配置到了城市，乡村缺乏留住青年人工作的精神需求条件，从而使乡村价值再度遭到人为贬低。

重新配置农业资源

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必须要有新的顶层设计，必须要调整三农政策，重新配置农业和农村资源。

首先，将农业所需资源的配置和农业服务的重心前移到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制定强化乡镇和行政村所需的各类人力资源配置的政策、制度。根据乡镇、行政村两级新职能新功能的需求，各级财政应调整预算方案，大幅度长期性对乡镇和行政村及自然村增加财政资金的投入。当然，这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设计，要建设高效、廉洁的新的中介组织等资源配置通道。

其次，真正落实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财政对乡镇和行政村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满足农民精神生活的需求，优化农民队伍知识和年龄结构，解决乡村“空心化”的问题。在乡镇和行政村应建设剧场、电影院、组建业余文艺团体、建设图书馆、创建社区报;设立家庭文化艺术周、生态知识竞赛、各种体育赛事等节日性文化活动;调整医疗资源布局、结构、服务重心，加大对乡镇、行政村医疗领域资源的投入，实行医疗管理“县、乡、村”一体化，解决乡村看病难的问题;在重点行政村建设自然生态体验馆为城市人口特别是城市中小学生提供自然生态知识服务，使他们更加了解自然、亲近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生态环境。

第三，提高农民就业率，增加农民收入。组织农民开展长期持久的一系列水力工程建设，在乡村普遍开展乡村民居住宅改造、防灾、交通、水利和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沼气、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利用等项工程建设;构建环境成本与环境收益核算体系，推进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建设，实行乡村生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建设补偿政策，使农民在建设生态、治理生态环境污染、创造生态财富的过程中增加收益;实行“质量强农”的农业发展战略和“以质定价”的多级农产品价格体系政策，解决农产品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天然的、有机的、绿色和农残不超标无公害的农产品实行不同的价格。

第四，开展一场“有机农业运动”。培训和增加专职专业人员进行农产品检测工作，在自然村生产源头进行检测，全面排除农产品质量不安全的风险。由于监管人员的不足影响了食品安全质量的有效保障，目前，在农产品生产第一线的自然村和行政村无任何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人员及设备。在有机农产品证书也出现信任危机的现状下，各级政府应全面承担起检测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应在行政村设立农业科技服务站，并保证每一个自然村常年有一名科技人员为农产品生产指导服务，商检部门在自然村设立农产品质量检测站，配备足够的检测人员与设备，不经检测或经检测不合格的农产品严禁上市销售。

第五，城乡之间平等地权，平等人权。尊重农民土地使用权，扩大农村土地实际占有者权利，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且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城镇建设规划占用农民承包地时，政府和开发商需从农民手中按市价购买，所买土地资金归农民所有;恢复土地休耕和农作物轮作制度，保持和修复地力、增加土地自身免疫力。在休耕和农作物轮作期间，国家应给予农民一定的生活补贴费用。对现有1.3亿进城务工的农民，给予系统的技术上岗和竞争能力培训;对经济上能够承担城市生活成本的进城务工农民，在户籍上应给予落户，在医疗、养老、保险、子女上学等福利待遇上应和城市市民同样待遇，原有在家乡承包的土地可以交易，也可以出租给其他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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