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士迷局金融伦理辩证-【新闻】

雷士事件原本很单纯，无非就是创始人与董事会闹矛盾，然后投方请他走人了，这种事发生在西方就很正常，但发生在中国不但引发罢工，在刘强东加入战局后还牵连出一个已经争论了上百年的伦理学问题，即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和权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案》貌似偏袒了资方，实则在理论上缺少一个明确的解释，从而为日后的创投之争埋下伏笔，况且这部法案反对的也不是垄断，而是确立了管理权与占有权分离，但它既然不能明确区分资方与管理者的界限，也就如同不能强行拆分银行的储蓄与投资功能，无法将银行自身的投资利益与客户利益相区隔一样，这些实用主义的策略在学理层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主流观点：资本至上论 社会主义者主张“只有劳动创造价值”，所以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显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已经抛弃，或者说改良了这一观点，因为如果宣扬资本家占有利润非法，我们也就遏制了投资，就只有依靠国家投资维持占GDP百分之七十几的产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顷刻间化作乌有。因此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考虑，投资应被激励，而企业家的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相对于资本而言，永远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让国家选择它肯定会站在资本一边。 即使采用社会主义方法论，将工人劳动同化进资本（这是员工期权制度的理论依据），也能推导出“资本生成价值”的结论，如果这个推论是错误的，那么已经被TCL证明为可行的“增值改制”在理论上就说不通了。 其次考虑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的起源，它不是理论家空想出来的，而是由于最初的资本者不能合法地继承产业，同时又需要某种长期和稳固的经营模式使投资保值，于是产生了信托责任。哲学和神学对资本至上论非常有利，因为管理者的管理授权唯一合法来自资方，股权转换意味着管理权转换，而与最初的股权比例无关。神奇的是，这个在科学上得到严格证实的理论，竟与经院神学所信奉的“君权神授”，在逻辑上不谋而合。 然而MBO也不是对资本至上论的颠覆 现代金融学产生了两次重要的观念变革，一个是能当做资本至上论佐证的增值改制，另一个则是在形式上对资本至上论构成威胁的MBO，其唯一纠结之处是管理者或管理群体能否对股权转移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这又取决于资方是否在市场和行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华尔街的优势是决定性的，所以在美国除非劳资合一，管理者只是资方的打工者，它返回到了我们对“信托”最初的定义。 如果将资本主义经济学推进的更远一些，甚至回到信托制度的初始状态，我们可以说“没有资本就没有实业”，这很像毛主席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彻底实用主义的金融学，其核心价值是，不能被执行的权力就不是权力。因而利润不是从劳动，而是从资本中产生出来，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人类劳动可以在理论上被消灭掉，你却不能说，机器取代人类接管了所有权，所以在我们的新公式里，“资本”是唯一的有效赋值，即离开了资本，“劳动”不能获得定义。 因此基于上述理论，吴长江若想在道义和实际上占优就必须占据资本，“创始人”是个不怎么管用的筹码，控制权来源于某种实实在在的“权力壁垒”，它可以体现为技术，市场，或者江湖地位，中国的特殊国情又使控制权没那么容易随着股权剥离而被转让，而分离出去的股权也可以凭实际占有的强大控制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资本运作回到创始人，或他指定的继任者手中。【C.C】

李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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